并且，因为不同个体在公民或市民维度的权利诉求和利益保障表达往往存在不小的差异，则可尝试通过扩大亚政治的影响机会并从法律上予以保障来实现歧见的有效弥合。

1954年9月最终通过的宪法文本基本延续了这一配置方案，即概括规定全国人大拥有宪法监督权，并规定常委会享有具体的规范撤销权。这种规范撤销权是合宪性审查的一部分，应当与全国人大基于其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地位享有的不适当决定撤销权（《宪法》第62条第12项），以及地方各级人大的不适当决定撤销权（《宪法》第99条、第104条）区分开来。

更不必说全国人大而非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宪法修改权，在终极意义上代表人民掌握了国家宪法秩序发展的方向。[10]理论上来说，按照《初稿》的规定，全国人大拥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认为应当由它行使的其他职权，因此本不必专门增加授权规范，《草案》的规定似乎是在突出全国人大的宪法监督职能。此中关键是被监督对象的政治意志受到监督机关的影响，在其既有权限范围内变更决定或者决定的意向（intention）。第62条与第67条虽然都规定了宪法监督权，但却存在一个文本上的显著差异：相较于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监督权条款中增添了解释宪法。如前述，1982年《宪法》的制定者意识到全国人大在宪法监督方面的局限，时任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彭真就曾指出：恐怕很难设想再搞一个比全国人大常委会权力更大、威望更高的组织来管这件事。

[17]（三）1982年《宪法》与宪法监督体制的调整1982年《宪法》修改在1978年《宪法》规定的宪法监督体制的基础上做出了进一步调整。[25]某种意义上，这导致了宪法实施与宪法监督概念上的交叠。（一）清末民初宪法和宪法性文件中的主权原理清末《钦定宪法大纲》中有君上大权的标题。

[82]参见蔡宗珍：《国民主权于宪政国家之理论结构》，载《月旦法学杂志》第20期（1997年）。[50]主权者决定是否存在极端紧急情况，以及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消除该情况。从具体条文看，大总统为行政之首长，直接享有外交、军事、荣典等权力，又通过召集、解散立法院和提出法律案的方式间接参与立法权的行使，通过任命法官间接参与司法权的行使，可谓总揽各项权力。摘要:  在近现代的宪法学领域中，对主权一词主要存在以下四种理解：国家或国家权力的一种属性。

关键词:  主权 人民主权 国家权力 最高权力 正当性引言当代中国的宪法学教材与论著均将人民主权原则确认为宪法的基本原则之一。[71]芦部认同施米特有关制宪权具有政治决断性质、区别于修宪权且拘束修宪权的观点，但扬弃了施米特有关制宪权不受制约的学说，试图在制宪权学说中注入实质价值要素以消除其危险性。

进入新中国后，人民被认为拥有一切权力，同时成为国家正当性来源、国家权力本身归属者、最高与最终决定权归属者三种意义上的主权者。（四）主权作为例外状态的决断权卡尔·施米特在《政治的神学——主权学说四论》中提出了一个颇具冲击力的理论——主权者为决定例外状态者[48]，相应地主权即为例外状态的决断权。[110]主权者既享有政权这种高于一般国家权力的实体性权力，则在原理上确实可被认为是最高权力的主体而不仅是国家正当性的来源。他主张制宪权的主体必须是国民，且其在内容上必须受到人格自由与尊严这一近代宪法根本规范的约束。

[135]See Dieter Grimm, Sovereignty: The Origin and Future of a Political and Legal Concept, translated by Belinda Coope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5, p 105-119.[136]Vgl. Georg Jellinek/Walter Jellinek, Allgemeine Staatslehre,3. Aufl.,1914, S.478 ff.[137]Vgl. Georg Jellinek/Walter Jellinek, Allgemeine Staatslehre,3. Aufl.,1914, S.480 f.[138]Vgl. Georg Jellinek/Walter Jellinek, Allgemeine Staatslehre,3. Aufl.,1914, S.482 f.[139]Georg Jellinek/Walter Jellinek, Allgemeine Staatslehre,3. Aufl.,1914, S.483.[140]Vgl. Georg Jellinek/Walter Jellinek, Allgemeine Staatslehre,3. Aufl.,1914, S.408 f.[141]Vgl. Georg Jellinek/Walter Jellinek, Allgemeine Staatslehre,3. Aufl.,1914, S.419 ff.另参见林来梵：《宪法学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17-318页。（二）国民党政权时期宪法和宪法性文件中的主权原理1931《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沿用了《临时约法》中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的规定。[5]参见陈端洪：《制宪权与根本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页。[67]施米特的制宪权学说具有强烈的反规范主义色彩，按其观点，制宪权的行使是不受任何限制的，在内容上不必借助伦理规范或法律规范来证明自身的正当性，在程序上也不受任何特定制宪方式的拘束。

[18]而国家职责范围与国家权力管辖范围的变化，也并没有影响到作为国家权力属性的主权。属于地方事项，依本宪法及各省自治法之规定行使之。

无论何种国体，主权皆在国家[91]，即将主权视作国家的一种属性。[128]Vgl. Ernst-Wolfgang Böckenförde, Demokratie als Verfassungsprinzip, in: Staat, Verfassung, Demokratie,2. Aufl.,1992. S.306 f.[129]此处神坛经书民主神等用语化用了陈端洪教授的表述。

[32]杉原泰雄「国民主権の史的展開(1)」法律時報54巻1号（1983年）131頁参照。[8]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那样，主权概念不止一次地被迫适应政治统治发展的巨大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主权概念中许多特征的含义已有所改变，而且主权概念的含义不但因时而变，也因国而异。[3]参见韩大元主编：《中国宪法学说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0页。[136]法律对国家的限制是国家的自我承诺与自我限制，其背后的理念与康德的道德自律原理相通——无论诫命的内容来自何处，只有因自身而非他人设定的规范而负有义务才是完全道德的。这区别于有论者所主张的，将主权者去人格化，将主权的将所有者和行使者分离，从而使各种权力易于受到法的限制的潜藏主权论。但不再使用统治权的概念，而使用了国权一词，规定中华民国之国权，属于国家事项，依本宪法之规定行使之。

以此观之，《钦定宪法大纲》中的大权一词即包含了学理上主权一词国家权力之总和和最高和最终的决定权的双重含义。春风则持更激进的国家主权说，认为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是过时的旧学说，国家主权，殆无疑义，并以人民的自由权、参政权会受到国家权力限制为由反对主权者之无上权力在于人民。

[43]一个独立的政治社会由两部分成员组成，一部分是作为主权者或最高统治者的社会成员，一部分是作为臣民的社会成员。[100]参见钱宁峰：《辛亥以来主权在民条款的中国式阐释》，载《法学研究》2011年第5期。

[68]参见[德]卡尔·施米特：《宪法学说》，刘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27-132页。[99]钱宁峰：《辛亥以来主权在民条款的中国式阐释》，载《法学研究》2011年第5期。

[34]参见卡尔·施米特：《政治的神学》，刘宗坤、吴增定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0页。[88]芦部信喜「国民主権(2)」法学教室56号（1985年）56頁参照。[21]这种观点并非耶利内克的独创，格劳秀斯在17世纪便曾主张区分主权的普通主体（国家）与特殊主体（一个或多个人），但并未对此详加论述。施米特也认为，1919年的魏玛国民议会具有主权专政的地位、实施制宪权行为的人民乃是拥有主权的人民。

[112]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中的主权原理，与《训政时期约法》大体相当[113]，但不再存在训政结构。（3）最高权力机关的执行与号令机关，对最高权力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受最高权力机关的监督。

[33]（三）主权作为国家内部最高或最终的决定权对主权含义的第三种理解，特别强调主权观念中最高性或最终性的要素，用主权一词特指国家内部最高的或最终的决定权，类似于前述耶利内克所称之机关的主权。[93]康有为所拟的宪法草案规定主权在国。

如在法国公法史上，基于国民（nation）主权和人民（peuple）主权的理念，便导向了完全不同的代表制度。[22]而在当代英语学界，也有论者持类似的观点，主张采取以不同于博丹、霍布斯等经典作家的方式去理解主权，以国家为主权的主体，将主权视为作为整体的国家或国家权力的属性，而非国家内部机构或个人的属性。

这反映了社会主义类型宪法对主权者人民高度推崇，重视防范权力具体行使者偏离主权者的意志。[69]制宪权的这些特征与绝对主义主权学说中主权的无限性、至高性相符合。1913年制宪活动时期，各方草拟的宪法草案中主权一词的用法各异，反映了当时主权观念的混杂。[125]中国宪法所设计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即符合上述权力控制机制，这些机制在中国宪法条文中均有体现。

[63]参见[美]小查尔斯·爱德华·梅里亚姆：《卢梭以来的主权学说史》，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60页。从历史上看，立法权、司法权、赦免权、任命权、铸币权等，有着各自不同的渊源，并非绝对地归属于国家。

按照施米特的逻辑，只能认为总统宣布例外状态的权力并非自足的主权性权力，而是由另一次例外状态中的决断——即1919年的制宪所授予的。[138]诚然，以上主权的自我约束理论只是表明了对国家的法律约束必须存在，而没有指明任何具体的约束，但这绝不意味着只要出自国家自身的意志，国家权力就可以扩展到一切领域。

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28]现代日本学者芦部信喜所区分的主权的三种含义中，第一种为传统上被称为统治权(herrschaftsrechte)的国家权力本身，它指的是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等复数国家的权利的总称或者说统治活动的权力的总称，相当于《日本国宪法》第41条（国会是国权的最高机关，是国家唯一的立法机关）中的国权一词。